胡舒立:漫长的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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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舒立:漫长的今日
 
2002年12月30日 12:37 经济观察报  

  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,因为我不谙世故,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

  -本报记者覃里雯北京报道

  1999年12月,胡舒立飞往香港采访李泽楷,要做一个《财经》杂志封面故事。对方突然有事离开,采访未能如愿。胡舒立只有飞回北京。此时,她得知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次
日要飞往南宁开会。那是中美入世谈判刚刚结束后不久,中国电信业的开放部署正属焦点新闻。她立即买了次日同一班飞机的头等舱票,在贵宾候机室里等到了吴基传。采访在南宁顺利完成。几天后,一篇题为《专访吴基传:破解电信变局》的《财经》封面故事送上了印刷机。这篇报道后来被新华社和全球各大通讯社摘发。

  胡舒立是什么样的人?《财经》做的是什么报道?就像电影《公民凯恩》中的调查人员一样,我提出问题,并得到了千奇百怪的回答——关于胡舒立:她是大众的揭黑英雄,她主要关注小众读者群;她做过《远东经济评论》的驻上海编辑,她没有为任何外刊工作过;她将西方媒体的影响带入中国,她本质上遵循中国主流报纸传统;她为人强硬,她很有弹性。关于《财经》:它迎合读者的策略非常成功,它并不关心读者趣味而主要考虑给读者什么;它做的是政经报道,它只做专业财经报道,反感泛政治化;它内部有杰出的管理体制,它内部管理乏善可陈;它前途不可限量,它亦不过如此。

  但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这些问题,而是关乎更广阔的领域。人们想问:上世纪80至90年代,中国新闻业及其从业人员发生了什么变化?新闻业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受众发生了什么变化?谁在推动这些变化或受其影响?谁在变化中被淘汰或胜出?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各种回答。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,但远远不是全部。开始:《工人日报》

  胡舒立作为新闻人的故事可始于1982年夏季。此前3年,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媒体的广告业务。此前一年,《工人日报》发行量为180万份,《人民日报》发行量为500万份,刚刚复刊一年的《北京青年报》6万份。此时,首都各报除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少年报》和《北京晚报》外,所有报纸都是亏损的。

  1982年,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胡舒立被分配到《工人日报》工作。一年后,中央大报在发行上达到巅峰时期,《工人日报》发行量跃至220万份,其权威地位和影响力一样不容置疑。但是据说当时胡舒立并不感到幸运:首先,她本来希望在北大读中文,却被分到了培养“一无所长”的学生的人大新闻系,结果“只能干新闻”;其次,80年代初刚刚告别了一个媒体的特定时代,类似电影《苦恼人的笑》的故事正影响着知识界的青年择业者,胡舒立对别人称自己是“天生记者”颇不以为然,自谓“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”。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《深圳特区报》正在创刊,发行量80万份的《新民晚报》的赵超构提出“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”。

  一位作家给胡舒立带来了她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。在记者认为干新闻并无前途、将未来寄托于当作家或是当领导干部的那个年代,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更愿意当记者写报道。“还有什么能比与10亿人交流更好呢?如此,报纸就是最好的阵地。”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追求使胡舒立深为触动,她开始重思这份工作的意义。这种认识的转变与当时思想意识领域的边界变化并非巧合,后者推动了80年代中后期《经济日报》和《北京青年报》等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飞速变革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等中央大报仍然是中国改革的信号灯之时,中小媒体渐渐摆脱了灰头土脸的过去,将改革开放充满生机的气息传播到中国的各个角落。

  胡舒立加入《工人日报》以后被分配到时事政治部,分管党风党纪,于是有机会采写批评报道。1983年以后,她先因一组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初露头角,后来又因采写四川一位工人发明家受迫害的批评性报道引得好评。其后,于1985年被派往厦门特区,负责筹建《工人日报》除深圳外的第二个特区记者站。这种早期经历似乎可以表明,胡舒立的报道风格和个性都不是后来接受美国教育的结果。爱惜才俊的《工人日报》领导对胡舒立信任有加,专门送她去驾校学习驾驶,又为她在厦门配备了一辆皇冠车。那是个中国驻外记者刚刚开始努力摆脱外出采访“三驾马车”(记者、司机、翻译)的时代,《工人日报》同意胡舒立在厦门任职期间在厦门大学进修英语口语,有意识地为报社将来向外发展储备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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